历史的眼泪被文学笑出来了
从某种角度说，文学与历史的差别，就在于文学保存了一个时代的情绪。而无论文学采用什么方式：幽默风趣的、讽刺揶揄的、还是批判教化的、一板一眼的，一旦牵涉到历史，情绪的风暴就会变得复杂难辨，人性也会变得幽暗不明
84岁的父亲和他36岁的情人
如果母亲去世两年后的一天，84岁的老父亲忽然毫无征兆地对着47岁的女儿说：好消息，我要结婚了！她是乌克兰美女，36岁，长得就像波提切利的出水的维纳斯。有金色的头发，迷人的眼睛和上等的乳房。她受过教育，可以坐在我的膝头跟我讨论尼采和叔本华，她儿子也正在为美好的未来谋求最好的教育！相信很多人的反应会和娜杰日达一样，义愤填膺却又好奇难忍，崩溃得抓狂却还要装作心胸宽广——岂止是“色令智昏”这么简单，这是明显的移民婚姻，有诸多的法律问题和现实问题，而且父亲那一点微薄的养老金，养活自己尚且捉襟见肘……但所有这一切，在84岁父亲的爱情烈焰面前，都被烧得踪迹全无，于是女儿只能悲愤地说“生活真是惊喜连连”……
这是乌克兰裔英籍女作家玛琳娜·柳薇卡的处女作《乌克兰拖拉机简史》的开头。她冒着一本小说被归入农业科技类图书、从此无人问津的风险，给一个幽默风趣的家庭喜剧取了一个“最勇敢的书名”（英国 《卫报》）。当然，事实证明，这样的别出心裁反而让这本书惹人注目，它夺得了英国为喜剧小说而设的“伍德豪斯奖”，并成为获得该奖的第一个女作家——或许各国文学界都是如此，自恋刻薄的女作家好找，幽默风趣的却不多。
当然，英国女作家在中国有非常好的口碑，JK·罗琳，阿加莎·克里斯蒂、伍尔夫、简·奥斯汀、勃朗特三姐妹等等。如今，这个队伍里面，可以加上一个新名字，一个幽默风趣、智慧洞达的作家——玛琳娜·柳薇卡。
对很多中国读者而言，单看这本书的书名，立刻就会想到书名有异曲同工之妙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而且二者都与近日颇不宁静，因而也颇受关注的乌克兰有关——包括乌克兰文学在内的俄罗斯文学，在中国文学界曾经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因而，即便抛开乌克兰局势的因素，这本书在中国读者中唤起的阅读期待也可想而知。
作者是乌克兰难民之后，二战期间生于德国的集中营，后来移民英国。在写这本小说之前，曾经写过六本如何照料老年人的专著，所以她才会把一个84岁鳏夫春心萌动的所作所为写得惟妙惟肖，也才能够把家庭生活中的一地鸡毛写得入情入理。
小说里的父亲曾经是乌克兰的工程师，酷爱写诗。他住过纳粹的集中营，后来逃亡到英国，成了模范公民。他曾经有过一个计划，把半个世纪未曾谋面的家族成员都拯救出“水深火热”的乌克兰，也曾经固执地认定十五岁的女儿是“托洛茨基分子”，一怒之下要带着当年逃亡的箱子返回俄罗斯，拼命逃离的社会主义忽然出现在家里，简直岂有此理！
如今，这个在母亲眼里“缺乏理智”、“有太多疯狂想法”的父亲终于找到了自己的“拯救”对象——乌克兰美女瓦伦蒂娜。她既是现实的、妖娆的美女，也是一个代表了乌克兰语言、习俗等等的符号或者意象，承载了父亲作为流亡者的故国之思，也唤醒了父亲被压抑多年的诗情。他老了，欢迎“乌克兰”来到他的家。
于是，这个美女“就像枚毛茸茸的粉红色手榴弹一样在我们的生活中骤然爆炸，搅得浑水四溢，将许多久沉于记忆泥沼下的淤泥翻上水面，狠狠地踹了我们家族幽灵的屁股一脚。”
“过去肮脏不堪，就像个下水道”
一个来自乌克兰的流亡家庭中埋藏了多少秘密，隐藏着多少家族幽灵，只需要稍稍了解20世纪乌克兰的历史便可略知一二。但这些家族幽灵牵涉的问题太复杂：民族的、种族的、战争的、政治的、文化的……简直错综复杂、无从说起。然而一个家庭，无论多么不平凡，都是不能背着问题过日子的，尤其不能背着过去的包袱，于是所有的问题都在柴米油盐的掩盖之下——如果不是婚丧嫁娶这种家庭重大事件发生，秘密和幽灵无论在黑暗中怎么舞蹈，都感染不了阳光下的人们。
47岁的小女儿娜杰日达（俄语“希望”的意思）就是那个在阳光下的人，故事也是从她的角度讲的。她是Peace baby，性格温和，婚姻幸福，对过去所知甚少，对现实所知甚浅。母亲去世的时候，她和57岁的姐姐薇拉（俄语“信仰”的意思）为了母亲的遗产争得你死我活，已经两年没有往来。姐姐薇拉是War baby，见过“生活内部的黑暗”，自命不凡、性格强势，连父亲都惧她三分，教训起妹妹来更是丝毫不留情面。本来，爱已经从这个母亲死去的家庭中消失了，但乌克兰美女的出现，让两个人迅速联合起来，共同抵御家庭的殖民者。于是，父亲这一次的再婚和离婚闹剧，也变成了姐妹和解的旅程，更是妹妹成长的历程。
在轻松搞笑的离婚大战中，小说陆陆续续讲到了他们的家族史。当然，家族史伴随的是20世纪以来乌克兰的政治史和社会史。
从文化上来说，斯拉夫文明的摇篮是基辅而不是莫斯科，所以，乌克兰人一直有一种文化的自豪感，但这种文化自豪感在历史上却屡屡受挫，于是这个民族有传自久远的寻求民族认同的情结。这是乌克兰人和俄罗斯人多年芥蒂的一个历史根源。《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里面所描述的那些战事、纷争和冲突，以及最严酷的饥荒等等都发生在乌克兰的土地上。
娜杰日达的外祖父是哥萨克人，曾经做过乌克兰骑兵的军官，沙皇曾亲自为其授勋。十月革命之后，他既不参加沙俄的白军，也不参加苏维埃的红军，而是回到乌克兰，与反叛俄国的乌克兰民族共和军并肩，加入了乌克兰独立运动。1930年，离肃清运动达到可怕的巅峰还有几年的时候，外祖父被捕了，六个月后被处决。幸运的是，家人免于被改造，只是成了“人民公敌”的家属，艰难谋生。而当时的乌克兰，尽管土地肥沃，却饥荒不断。
母亲说：“饥荒的目的在于打击百姓的精神，强迫他们接受集体农庄。斯大林相信，农民的思想意识是狭隘、贪婪、迷信的，应该被一种崇高的、同志般的无产阶级精神所取代。”
经历过饥荒的母亲，由此养成了一生节俭的习惯，即便后来生活在富足的英国，她的囤积行为也从未中断过……但父亲不同，无论对待钱还是生活，他都有着诗人般的随心所欲。姐妹俩由此认定，父母的婚姻是权宜的而不是为了爱的婚姻。
小说中此类的历史插叙比比皆是，每一个人物，每一件事情，作者在写到他们的现实表现的时候，都试图去追述他们身后拖着的过去的尾巴，有历史的、文化的、也有情感的和理智的。当然，作者也并未回避背后掩藏着的、不为人知的苟且和不堪，比如诗情满怀的父亲当年就曾经为了思念妈妈而做过出卖外婆的事，姐姐在集中营也曾经偷过香烟等等。
在那个年代，活下去是唯一的理由。
只有一个例外，那就是叙述人娜杰日达。令人悲叹的过去、充满悲苦的内心秘密，在娜杰日达的记忆中却如此斑斓美好——母亲只给她讲结局美好的家族故事，姐姐只给她讲好人和坏人的故事，只有爸爸的故事“结构复杂，意义含糊，结局凄惨，此外还冗长离题，事实不清”，让人不喜欢。但事实证明，这个讲着让人不喜欢的故事，做着让人不喜欢的事情的父亲，离历史的真实却最近。他甚至在直接书写历史，写着一部叫《乌克兰拖拉机简史》的书，借以反思苏联和乌克兰的关系。
我们从未逃离历史，也从未远离孤独
历史，无论是个人史还是民族史，都天然地沾染一种忧郁、惆怅的情绪，这是在不可逆的时间和人类不断反省的天性之间建立起来的忧郁和惆怅。而历史叙述本身往往不能够记录这种情绪，它们只对曾经发生的事实负责。这种情绪，或者说，承载这种情绪的人，是文学关心的对象——从某种角度说，文学与历史的差别，就在于文学保存了一个时代的情绪。而无论文学采用什么方式：幽默风趣的、讽刺揶揄的、还是批判教化的、一板一眼的，一旦牵涉到历史，情绪的风暴就会变得复杂难辨，人性也会变得幽暗不明。
所以，写历史的小说往往会变成一个双重文本，一个虚构的故事+真实的情绪的双重文本。在这个小说里，现实的幽默搞笑和历史的沉痛幽暗，就构成了双重风格，也拓展了一个家庭的家长里短背后开阔幽深的意境空间。
而正如作者给小说取了一个跟内容反差很大的名字一样，类似的匠心在小说里也无处不在。比如，乌克兰美女的名字瓦伦蒂娜，既是“情人节”一词的音译，又是一种坦克的名字。玫瑰和坦克，浪漫和铁血，使得这个人物都变得无比妖冶。
与名字的气质相适应，小说里写了她作为拜金主义者和投机主义者的肤浅和卑劣，也写了她作为新一代乌克兰人的野心和梦想；写了她对父亲的野蛮，也写了她的洞见：比如她说父亲有“妄想症”，“只有在极权主义国家生活过的人才能觉察到妄想症的真实特征”：“它腐蚀了朋友同事关系、师生关系、父母与子女间的关系、夫妻关系。敌人无处不在……从最低层到最高层，没有人能躲过妄想症的来袭。妄想症从克里姆林宫紧闭的大门下渗了出来，麻痹了所有人的生活。”
而小说嬉笑怒骂地写了父亲“色令智昏”的愚不可及，同时也写了父亲的清醒和理性，写了他“爱着爱情本身的生命节拍”那种老去的孤独。他说，瓦伦蒂娜是勃列日涅夫时代的产物，“在勃列日涅夫时代，所有人的观念都是埋葬过去的一切，全部向西方看齐。为了建设这样的经济，人们必须不停地买新东西。新的欲望必须尽快得到培植，就如老的理想必须尽快遭到埋葬一样。……这不是她的错，这是种战后心态。”而从始至终，两个女儿都从未主动关心过他为之痴迷的“拖拉机事业”。
除了父亲是小说的重心之外，姐妹俩的关系也是小说天平的另一头。
小说写到了这样一个细节，1952年的圣诞夜，妈妈带着姐妹俩在公交车遇到了一个穿着皮大衣的女人，她施舍给妈妈六便士，这让从未经历过苦难的妹妹刻骨铭心，她说：“就是那个时刻，把我变成了一个终身的社会主义者。”而从“恐怖是唯一的秩序”的集中营里爬出来的姐姐，却说：“也许正是它把我变成了那个穿皮大衣的女人。”
小说写了大量这样的细节，写了历史和生活的众妙之门。社会主义国家的读者，会从中意会到很多微妙的含蕴，正如从英国作家奥威尔的《一九八四》、《动物农场》中意会到的一样。
这随处可见的双重性，这闪耀在笑容背后的泪光，构成了这个小说还原生活场景般的真实，和一种穿透表象抵达本质的微妙的魅力，一种属于俄罗斯文化传统中的文学的魅力——同样出生在乌克兰的作家果戈里，在普希金逝世前曾经给他朗诵《死魂灵》的第一章，普希金听后大声喊道：“天呐，俄罗斯是多么悲伤。”而曾经为果戈里做传的纳博科夫也说，“当某个人告诉我，果戈里是一个‘幽默作家’时，我立即明白，那个人对文学一知半解。”
对柳薇卡的幽默，也可以做如是判断。
柳薇卡的魅力和启示
一本充满了“迷人的幽默和怜悯，以及真正的阅读之乐”的家庭小说，就这样告别了幽默故事所代表的轻松和浅薄，走上了历史的纵深之路。在这条路上，普通人基于情感或理智的判断都无处安放，没有绝对的是非，没有原则的对错，大家都是悲剧制造者，大家也都是受害者。无论在战争中还是在和平中，没有人能够逃离“活下去”的法则，当然也没有人能够参透人与人之间的全部体谅和隔膜。小说的结尾，怀孕的乌克兰美女回国了，姐妹俩也“学会了如何成为伙伴”，而父亲，则学会了“向太阳敬礼”。
在这个充满了幽默和荒诞的世界上，只有太阳，是确凿无疑的，所以，我们只有含泪笑对。这种“笑”，既和同样有着苏共情结、同样流亡海外的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的《玩笑》相同，都是历史被世俗化之后发出的“笑”；又和他的男性哲学视角有所区别，米兰·昆德拉一直在强悍地追问“如果历史开了玩笑”，人们该怎么办？而柳薇卡只是宽和地说：历史和生活，本来就一直在开玩笑。好吧。别管它了。就是这样。
文学需要激烈阳刚，也需要温婉淡定。某种程度上，关于生活的、关于情感的、关于世俗化历史题材的作品，女性比男性更有优势。门罗获奖之后在全世界赢得的好评也是例证之一。
除了《乌克兰拖拉机简史》，柳薇卡在中国还出版了另外一本小说，叫《英国农民工小像》，给小说取名字的思路还是一样的，勇敢而自信。小说以一对乌克兰劳工的爱情为主线，写全球化过程中，移民工人的全球性流动，探讨“全球化劳工之碎片”和手机男统治的世界中，社会关系的变化。
同样是并不轻松的题材，也同样被柳薇卡装在了幽默搞笑的爱情套子里。小说还用乔叟的话做引子，说“如果我依照幻想信口开河，请不要为我的话感到生气和恼怒，因为我的初衷只是为了逗乐。”
劳资矛盾、地区矛盾、阶级矛盾等等，每一个说起来都足以让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劳神劳力的话题，却被作者当成了“信口开河”的笑料。如果不是作家太过轻率，就是她在自信地彰显一种文学观——文学，无论关注多么重大的问题，都首先是有趣的故事，如此而已。
在书里，来自乌克兰的、波兰的、中国的、非洲的劳工们，充满爱恨情仇地聚在一起，牵扯起来的却是资本和阶级，马克思的劳动力理论，甚至是乌克兰的橙色革命，“向西方瞭望的橙色世界”和“原始的蓝白色东部工业区”的两个青年的价值观等等话题。纷繁复杂的历史和现实问题，都变成了场景、情节和性格，让人丝毫感觉不到生涩僵硬，而是可亲可感、可思可想。
当然，作为中国读者，在《英国农民工小像》里，除了看到有“中国人参演”而产生亲切感之外，也感觉到一种遗憾：在劳工输出大国的中国，却未能产生这样的作品；甚至，在城市化进程最为狂飙突进的中国，在农民工问题已经成为最大的社会问题之一的中国，文学也未能对此做出如此有趣又有深度的反应。中国文学界一直有所谓的“底层写作”，关注就是这些问题，但显然，视野的开阔程度远远未及于此。
或许，这就是柳薇卡的文学智慧所在，也是她带给文学、尤其是中国文学的启示——当然，这个启示说起来并不新鲜：好的文学，或者说经典的文学，一贯都是在可读的故事之中、在可感的人物之中包含着思想含量、包含着命运真谛。可读、可感是前提，合适的切入点和轻松的表达方式是前提。某种程度上，故事的讲法决定着文本的传播范围，而命运真谛和思想含量，决定了文学价值的高下。两者并不矛盾。而且，这是小说的通行法则，跟民族性格和文化差异关系不大。在如今的阅读环境中，小说要传达问题意识，传播价值观，更需要借重文学形式的变化，更需要考虑读者的接受方式。美丽的瓶子也可以装厚重的内容。
中国的纯文学，不缺乏问题意识，也不缺乏历史意识，缺的恰恰是对故事的重视，对小说的基本原则——可读性的重视。小说，也是要求深入浅出的。当然，作家认识历史和现实，驾驭故事和人物的胆气和自信也是必须的。从这个角度说，柳薇卡是作家中的巾帼英雄。